1372年（明洪武4年）3月，明朝的第二次科舉殿試即將開考，眾多考生懷著忐忑心情，靜靜等待著皇帝朱元璋親自出題。然而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朱元璋并沒有直接宣布考題，而是大步走進了奉天殿，命令隨侍人員抬來三個竹筐，里面裝的竟然是稻谷。
朱元璋宣布，本次殿試不考文章，不設策論，考生們所需做的，只有分辨這三筐稻谷的產地、品質，并分析其優劣，還要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。此言一出，考生們不禁面面相覷，心里充滿疑惑。站在一旁的文武大臣們的表情也是復雜莫名，尤其是劉伯溫，他的臉色瞬間變得陰沉，仿佛已經預見到今天的殿試必定不同尋常。
為何朱元璋要在如此莊重的科舉殿試中，出這樣一份特別的考題？劉伯溫為何會預感到許多人會因此喪命呢？
展開剩余87%科舉制的弊端
在中國古代，科舉制度作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，已經歷了幾千年的演變。周朝的“世卿世祿制”、秦朝的“軍功授爵制”，漢武帝的“察舉制”等，都是人才選拔的嘗試，而到了隋唐時期，科舉制度逐漸成熟，唐朝以后成為主流。明朝建立時，科舉已經形成了成熟的體系，分為鄉試、會試和殿試，最為關鍵的會試和殿試不僅決定了一個士人的前途，也間接影響著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。
科舉制度雖然為寒門學子提供了上升的機會，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，最為突出的是過度強調文才，忽略了實際能力的考察。這種方式在朱元璋看來，導致了許多只會背誦八股文、卻缺乏實際才能的“紙上談兵”之人步入了朝廷。他曾在《明史》中痛斥，科舉選拔出來的多數人，不能將所學應用到實際工作中，完全偏離了他對于人才的期望。他甚至感嘆：“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，朕以實心求賢，而天下以虛文應聯，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。”
在經歷了洪武三年的第一次科舉后，朱元璋敏銳地察覺到科舉制度的局限，決定做出改變。而這次的殿試，正是他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一次大膽嘗試。
稻米作為考題
當年春天，數以千計的考生站在奉天殿內，面對三個看似簡單，卻意義深遠的竹筐稻谷，他們徹底愣住了。第一筐稻谷的米粒飽滿，光澤透亮；第二筐米粒不一，有些甚至出現發霉現象；而最差的第三筐稻谷，不僅顆粒癟縮，還摻雜著草屑。
看到這些稻谷，劉伯溫的心情越來越沉重，他清楚，朱元璋的一貫風格絕非簡單的考試。他明白，這場殿試或許并不只關乎學問，更多的是對官員能力、對國家治理的深刻反思。
輪到考生們上前答題時，情況更為尷尬。有的考生推測不同的產地導致稻谷有差異，卻沒有涉及真正的關鍵；有些士子過于賣弄文辭，將稻谷的描述編得如詩如畫，完全離題；還有一些考生直接談論起農事的技巧，卻沒有觸及到稻谷質量背后的管理問題。甚至有幾位學子連稻谷都認不出來。
朱元璋看著一位位士子口若懸河，卻無人能正答其意，不禁有些失望。就在這時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殿內頓時寂靜無聲。朱元璋走到第一筐稻谷前，拿起幾粒飽滿的稻谷，細細感慨道：“這筐稻谷，產自兩湖，‘湖廣熟，天下足’，古人所言不虛。大明能夠定鼎中原，正是依賴江南的米糧。”他說完，又走到第二筐稻谷，握緊拳頭說道：“這筐來自太倉，雖然看起來尚可，但不如第一筐好，甚至還有發霉的跡象。”
此時，劉伯溫注意到朱元璋眉頭輕微皺起，心中暗道：太倉的糧食本該是最好的，但竟然也有發霉現象，這意味著什么？如果連太倉都不能確保糧食質量，那么其他地方的管理問題可想而知。而且，這些糧食如果發霉，便意味著貪污腐敗，甚至可能是軍糧出現問題。
當朱元璋走到第三筐稻谷前，臉上的表情更加嚴肅，冷冷地說道：“這來自軍中的糧食，許多已經空殼，摻雜了舊糧和雜草，品質最差。”他的話語如同一道晴天霹靂，震驚了所有人。
懲治腐敗與科舉改革
朱元璋在三筐稻谷的解說之后，當場宣布了三項重大命令：第一，重賞揚州太守，表彰其忠誠；第二，斬首太倉的責任官員，所有相關人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；第三，軍糧的管理官員立即斬首，其他相關官員被革職查辦。
這場以稻谷為題的殿試，不僅懲治了貪污腐敗的官員，也向在場的所有士子和大臣們展示了科舉制的弊端。朱元璋通過這一考題，讓大家深刻認識到：文采并非唯一，體察民情、關心百姓的生活才是做官的根本。而且，那些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，很多并沒有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更深層次的改革隨之而來，朱元璋開始著手改革科舉制度，杜絕腐敗，選拔真正能夠服務國家和百姓的人才。經過與劉伯溫的多次商議，決定暫停科舉，廣開學堂，發展地方教育，并推行人才舉薦制。地方官員需要每年上報轄區內的優秀人才，并根據他們的才能進行評價，這樣可以確保更高效、更公平的選拔機制。
經過多年的修養生息，科舉終于在洪武三十年重新開啟，但此時，朱元璋已調整了錄取機制，特別是針對南北文化差異的問題，決定分榜錄取。這樣不僅保證了北方士子的機會，也平衡了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，進一步推動了國家的均衡發展。
結語
通過這一場看似簡單的殿試，朱元璋不僅讓士子們明白，做官最重要的是關心民生、體察百姓疾苦，還嚴懲了腐敗官員，推動了科舉制度的改革。他通過這樣一場特殊的考試，展現了自己對國家治理的深遠眼光。盡管他的知識不如一些文人博學，但他憑借對民情的敏銳洞察，成功地推動了大明的政治、經濟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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