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開講
在我國歷史上，科舉制度實施了千余年，但長期以來，它卻被當作一種“封建糟粕”遭到猛烈批判。許多人認為，科舉禁錮了思想、壓抑了創新，導致士人價值觀的扭曲，滋生了內部的裙帶關系，從而引發了官場腐敗和對寒門子弟的嚴重不公。只要一提到科舉、八股文這些衍生物，批評聲便蜂擁而至，甚至形成了一種流行的“批判潮”，讓人們不加分辨地盲目否定這一制度。
然而，百余年前，孫中山先生卻提出過一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，或許不討某些人的歡心——如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制度，都多少受了英國影響。而英國的考試制度，實際上是向中國學習來的。這里所說的考試制度，正是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。
早在光緒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中國科舉制度正式廢止。但即便到了今天，科舉的“陰影”依然籠罩著中國乃至全球許多地方。即使被許多人視為“糟粕中的糟粕”的八股文，其影響也未曾徹底消散，仍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以各種形式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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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語有云：“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”，說得實在貼切。如果有人狂妄自稱“老子武功天下第一”，說不定下一秒就會跳出個真刀真槍的高手，把他揍得認不出親媽來。于是，小說里那些自封的武林盟主，多數結局都不太光彩。
但如果是李白站出來說“沒人比我更懂詩”，估計杜甫也會忍不住嘀咕：“其實我也略懂一二”；白居易被時人尊為“詩王”，但他絕不會去問元稹、劉禹錫是否甘心服氣；蘇軾被門下弟子黃庭堅譽為“落筆如風雨，真神仙中人”，若是這話被他的師祖歐陽修聽到，恐怕也要給他“修理”一番。
這便是“文人相輕”的真實寫照。文學這東西，本質上沒有絕對的高下，也永遠不可能有一個令所有人心服口服的“第一”。
這在平日無傷大雅，但一旦到了科舉考試時，卻麻煩大了。北宋嘉佑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主張樸實文風的歐陽修，以翰林學士身份擔任禮部貢試主考官，他一揮手，把所有使用他最不喜歡、卻最流行的“太學體”文章的考生全部黜落。這一舉動猶如捅破馬蜂窩，考試結果一公布，那些因文體被刷掉的考生們紛紛抗議，甚至鬧上街頭，險些將歐陽修本人“請”去“喝茶”。幸虧宋仁宗趙禎力挺歐陽修，加之其文壇地位崇高，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。
兩年后，歐陽修擔任殿試主考官時，對一名叫劉輝的考生作品大加贊賞，推薦其為狀元。巧的是，這位劉輝正是當年被歐陽修親手黜落的太學派領袖劉幾的化名。僅僅換了文體和名字，命運竟在同一考官手中發生了天壤之別。
這事后來成為文壇佳話，卻也尷尬地揭示了一個現實：如果科舉缺乏統一公正的評判標準，考官只憑個人喜惡裁決，便會嚴重失公，背離了科舉“為國選材”的初衷。
比起明朝洪武三十年（公元1397年）的“南北榜案”，北宋嘉佑科考案簡直算不上什么風波。洪武年間，朱元璋任命已85歲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會試主考官，結果錄取的51名考生全來自南方。鑒于劉三吾本人是湖南茶陵人，北方考生個個憤怒不已，聯名上書控訴他偏袒南方，搞地域歧視。
此事驚動了朱元璋，他組織了由侍讀張信等12位頂尖學者組成的調查團，徹查此案。最終結論是：劉三吾錄取的51人均有真才實學，而北方考生水平確實較低，能挑出幾個稍合格的都很難。
這并不令人意外。自建炎南渡以來近三百年，北方一直被女真、蒙古等少數民族統治，文化逐漸荒蕪，形成了“文化荒漠”；而南方經濟文化日益發達，遠遠超越北方，差距不斷拉大，所以北方考生的慘淡表現實屬正常。
但朱元璋身為大明皇帝，并非單純南方人的君主，因此對他而言，科舉公平重要，但維護北方士子的忠誠政治價值更為關鍵。于是他大手一揮，將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列為藍玉、胡惟庸余黨，遭貶邊疆，調查團首席張信堅持公平原則也被凌遲處死。與此同時，朱元璋欽定61名北方士子入榜，比南方還多10人，稱為“北榜”。
此后，明朝科舉實行南北分卷分別錄取，類似現代高考的“分省出題”。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，促進了落后地區發展，利于國家統一。但弊端也顯著，比如明中期朝中諸黨派爭斗，科舉分榜制度就是溫床之一。
科舉本意是為皇帝選拔人才，理論上為君主服務。但儒家士大夫卻喜歡撬皇帝家的墻角，于是他們創造了“座師”這一怪現象。
所謂“座師”，是指考中進士的讀書人，其啟蒙老師或官方導師并非真正的精神導師，而真正被認可、愿意共榮辱的“親老師”是禮部會試的主考官。
“天地君親師”中，主考官一旦上任，憑借批閱考卷的權力，便擁有一批終生效忠的官場新秀。違逆者即被唾棄。如此高回報的“投資”，誰不趨之若鶩？
因此從兩宋到明清，歷屆科舉主考官爭搶激烈。沒有一定的權勢、名望和文名，連參與資格都沒有。
一旦得主考之位，“門生故吏遍天下”不再是夢想。即使自己將來退位，也能保障家族基業不衰。這種好事，怎容旁人破壞？
主考官若作假被抓，砍頭流放活該。但像劉三吾那樣明明公平執考，卻被朱元璋甩鍋致家破人亡，誰能忍？
士大夫們驚慌失措，拼命尋找補救之道，務求設計出一套誰也挑不出毛病的取士方式。于是，八股取士制度應運而生。
八股文的雛形，早在北宋已見端倪。王安石變法時，針對科舉改革，廢除詩賦，改考經義，限制考試范圍。南宋時對文章格式進一步規范，要求有固定結構如“破題、接題、小講、結語”等。元朝則將考題限定在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四書范疇，八股取士的趨勢已漸成。
到了明朝成化年間，經多位大臣倡議，八股文格式逐漸嚴格固定，違者難以通過考試。
為何八股文能解決“文無第一”的難題，使科舉取士公平公正、無懈可擊？舉明朝名臣王鏊1475年禮部會試《百姓足，君孰以不足》范文為例：
全文分八段，337字，依次是破題、承題、起講，四段對仗文章（稱“四比”和“兩股”即“八股”），最后大結。格式嚴謹，語言優美，既表現對經典的深刻理解，又條理分明。破題、承題、起講、大結用散文寫法，須觀點明確、言辭精煉、辭藻華麗，凸顯考生對經義熟稔且文采飛揚。中間四段必須嚴格對仗，層層闡釋中心思想。任何格式或內容上的失誤，考生都難逃淘汰。
科舉通常設三場會試，涵蓋四書、五經、公文寫作、論策等，考生需撰寫多達19篇文章。明清時每次會試考生常達數千人，閱卷官需在15天內批閱約七萬六千篇文章，工作量極其龐大且要求嚴格。閱卷官不僅要嚴格判定考生文章優劣，還需詳盡標注錯處，防止考生申訴。漏標錯標均有嚴重處分。
因此，考官只能憑第一場考試中的第一道四書題成績決定名次，其他題目表現只要不過分出錯，通常不會影響最終排名。
《四書》作為儒家核心經典，其權威無人質疑。考題限定在四書，且只允許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為注釋依據，文體限定八股文，令考題更接近客觀題。
這使得原本開放的寫作考試變成機械性客觀選擇，批閱變得簡單。格式錯、破題失誤、對偶不佳、文筆枯燥均可迅速淘汰大量考生，保證選拔嚴格規范。
八股文統治明清科舉，錄取人數一般為300～400人，數量穩定。
為何不以文章內容高度淘汰？因為只會死讀書、死背書的書呆子們，缺乏獨立見解。科舉考試成了機械的應試游戲。
自此，“一門數進士”、“父子皆狀元”等現象頻繁出現。唐末消失的世家豪門借科舉復蘇，如海寧陳氏、“海內第一望族”，有“一門三閣老，六部五尚書”之稱；常州莊氏明清進士35人，舉人79人，出仕200余人，堪比魏晉頂級士族。
科舉本意是限制士族門閥壟斷，結果卻成了世家豪門的搖籃，八股文功不可沒。因為八股文使作文成為固定套路，形成了應試“秘籍”。
明末思想家李贄26歲考中舉人，因覺得科舉無聊，考進士時不費吹灰之力就棄考。他憑背誦數百篇范文拼湊文章，輕松通過。他總結出寫八股文的公式，靠背誦范文和套用模板，考生無需熟讀經典，也能穩拿高分。
這使得八股文從頂尖腦力勞動，淪為機械體力活。
李贄終其一生致力于教育，甚至成了大明“輔導天王”，為落后地區培養大量進士舉人，吸引四方考生求學。
李贄雖天才，但不是唯一。許多家族低調利用八股“秘籍”持續稱雄，大家閉口不談，維護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李贄公開斥責八股文無知狂妄，反孔毀經典，最終因言獲罪入獄自盡。
八股文弊端眾多，無需贅述。但科舉走向八股文一統，確有其歷史必然性。
唐朝進士科試題包括時務策、經文、雜文和詩賦；北宋王安石變法廢詩賦改考經義，遭反對后又復試詩賦；明清則實質只考經義，即八股文。
這雖限制創新，卻是合理選擇。畢竟讓一群沒實務經驗的書呆子討論國家大事，注定徒勞。偶爾出個諸葛亮算幸運，多數不過趙括?？荚娰x更無助治國。
因此在儒家主導時代，考經義、寫八股文是最合理的選官方式。
八股文源于科舉，科舉為選官。八股文雖限制思想創新，但官員從古至今不需無拘無束的幻想。
任何時代，管理者都需依賴眾多官吏協助。官員必須有思想，但不能胡思亂想，須在管理者認可的范疇內活動。
所以八股文是選官最佳文體。它保證所選官員不會整天反叛胡鬧，不會與社會格格不入，也避免出現讓考官頭疼的奇文怪論。格式固定、范圍明確的八股文易于制定統一標準，優劣一目了然，領導、考官、考生甚至培訓機構都樂見其成，豈會輕易消失？
這也是現代公務員考試為何仍考申論的原因。八股文這種強調格式、審閱快捷的文體優點明顯，生命力頑強。
因此，八股文在可預見的未來，絕不會消亡，甚至可能永存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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